下面的文章转自新语丝，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了解。

　　　　不能用写大字报的方式办CCTV的“新闻调查”栏目

　　　　作者：山人

　　　　CCTV的“新闻调查”一直是我比较欣赏的电视栏目，柴静尽管曾经被归类于“文科傻妞”之类，但谈到社会问题时还是比较到位的，因此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主持人，可惜，看了7月6日的节目“汶川：重建的选择”，彻底颠覆了我对“新闻调查”栏目和柴静的好感，我觉得这样拙劣的节目应该立刻受到广大网民的声讨。我相信网民是相对而言受过较好教育，有一定分析判断能力的人群，绝大多数更是没有相关利益的人，应当能对问题做出客观的判断。但与我估计的相反，节目播出之后，网上几乎是对张信忠教授和张教授工作的中科院一边倒的漫骂之声，这使我不能再保持沉默。

　　　　1. 真实的争论焦点是什么？

　　　　节目的题目叫“汶川：重建的选择”。节目表现的内容是地震之后，群众生活困难，原来居住生活的地方已经不能继续生存，因此需要搬迁，但是中科院的张教授不做调查研究，以专家自居，蛮不讲理地反对搬迁。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非也！节目有意模糊了重建的概念，问题真正的关键是：究竟是汶川县城搬迁、县政府搬迁还是整个汶川县的搬迁？节目打着为汶川十几万人请命的架势，实际上是在为汶川的官员们逃离汶川，为利益集团在灾后重建中分得更大一块蛋糕摇旗呐喊！

　　　　整体搬迁意味着将汶川十几万人连同政府一起搬迁到成都平原。这是根本办不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是：

　　　　（1）在成都平原新征一片农田，在上面建设新汶川县政府四大班子的办公大楼，县属各局办的办公楼，电力、通讯、交通、医院、学校、商业系统的建设，以及上述系统内工作人员的居住生活设施。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

　　　　即使纳税人批准这样做，这还需要征得原来居住、生活在成都平原上老百姓的同意。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这意味着在成都周围的某县境内，画出一片土地建设新汶川，能否办到尚未可知。强行做了，遗留问题将长期困扰以后的历届政府。

　　　　（2）解决搬迁后原汶川十几万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问题。

　　　　我国已经基本不存在待开发利用的宜农土地，成都平原更是如此。在震后救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只有一个馒头也分半个给灾民吃；灾后重建的时候就不可能把谁家的土地分一半，给迁移来的灾民永远使用。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不可能由政府为搬迁出来的农民提供固定的工作；在就业问题尖锐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工作技能的农民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搬迁出来的十几万农民大多数将沦为失地农民。今后数十年内，土地资源不足导致的粮食供给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将是中国不能不面对的严重考验。在这种前景面前，任何有可能增加失地农民的行动必须慎而又慎。

　　　　（3） 汶川居民是否愿意搬迁的问题

　　　　“故土难离”，故土为何难离？最重要的是故土提供着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只有确信搬迁后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土地，他们才会乐于搬迁。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寻找与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寻找与利用每一寸土地从事粮食生产的历史。说到底，汶川灾后的土地能否继续耕作使用，“专家”说了不算，官员说了也不算，只有原来土地的主人说了才算。如果土地还能利用，政府强制搬迁，走了还会偷跑回来；如果土地失去利用价值，他会主动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政府应当做的不是替他们做决定，而是帮助和引导。

　　　　那些主张汶川搬迁的人也知道整体搬迁是不可能的，他们实际上要的是县政府的搬迁。如果只搬迁政府机关和相关机构问题当然要简单一些，在成都平原上征用一块土地作为汶川县的飞地就行了。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一切费用国家买单，这当然是让汶川所有吃“皇粮”的人皆大欢喜的事。

　　　　可是，主张这样做的人似乎忘了，政府是干什么的？老百姓为什么养着你们这些人？政府官员不是领导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发生地震后就把人民丢在原地，自己跑的远远的了，而且再也不回来了！张教授说的一点不错，这就是“逃跑”，但逃跑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县政府的官员！

　　　　为了安全，据说北川县政府也要抛开北川人民搬到安县去，现在汶川县政府又要搬到成都平原去，这样做难道就不怕全世界人民耻笑吗？按照这样的逻辑方式，北京现在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房价高启，而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环境优美，我们是不是可以向俄罗斯购买或租用一块土地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和政府啊？

　　　　2. 荒唐之事的背后一定有巨大的利益存在

　　　　地震救灾要争分夺秒，早一秒钟也许就会多挽救一条生命。灾后重建头脑必须清醒，应当全面考虑，对历史负责。慢一些，慎重一些，多听取不同的意见，可以避免匆忙决策造成的损失和错误。

　　　　灾后重建又如同一块蛋糕，众多利益相关者希望把蛋糕做大，分得更大一块，我们不能被利益相关部门和力量所左右。

　　　　过去有句名言,当涉及利益的时候,几何公理也会改变。今天在分析一个众说纷纭的事件时，保险的办法是多听听与事间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的观点，冷静分析利益相关方面的观点。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张信忠教授在汶川是否搬迁的问题上只有风险没有利益。坦率的在公众面前亮明观点，要承担被灾区人民和官员指责的风险，尽管他已经在川西地质灾害频发地区进行了几十年的调查与研究，今后再去汶川，没有那个政府官员乐意接待他，将来未搬迁的政府机构和农民受到次生地质灾害的任何危害，人们想当然的会把责任首先归之于张教授。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尹稚教授则完全不同。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相关集团。

　　　　尹稚教授是带着建设部的尚方宝剑到汶川的。建设部的全名是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但从来更关心的是城市建设问题。汶川不是城市，但是建设部却派了一个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来主持汶川的抗震救灾规划工作，显然到汶川之前，建设部已经内定异地重建汶川县城。就建设部来说，最大的利益是把国家灾后重建这块蛋糕做大，掌握尽可能大的一块政府预算。汶川县城异地重建显然比就地修复的费用要高的多。

　　　　汶川县政府的政府官员当然希望迁移到成都平原去，地震给了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阿坝州政府也会欢迎异地重建，这样一来就为他们在成都平原上提供了一块落脚之地。

　　　　尹稚教授是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的组长，在今天的中国，规划是谁做的，谁就掌握了设计的话语权，掌握了参与选择建设单位的话语权，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不言自明。

　　　　其实还有隐蔽的推动异地重建的力量，就地修复一定会触及原有建筑的工程质量问题，这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黑洞。从建设承包商到业主的一串人都在鼓吹，为了安全，尽快炸毁、拆除地震中受损的建筑，这实际上是为了销赃灭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躺在黑钱上安心睡觉！

　　　　尹稚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充当这一巨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要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相信，他没有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作出了客观、科学、出以公心的结论呢？

　　　　汶川、北川灾后的重建肯定需要国家出钱，也就是纳税人出钱完成，象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项目，它的规划只能由不存在利益关系的机构来设计、审查和批准。

　　　　3．谁是专家，谁掌握真理？

　　　　对于在汶川这样的生态环境里进行震后重建谁是更有发言权的专家？

　　 查看尹稚教授的经历，他一直是做城市规划的。这些年来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种种弊端当然不能由尹稚教授负责。他的名言是，“协调并达成共识是城市规划师的基本素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师要做的事情必然是在各种妥协、利益谈判中寻求出路。”如今官场上的协调能力就是利用权利压制对手的反对意见，分配好自己一方的既得利益。我们是局外人，并不了解在编制汶川灾后重建规划时的内幕，但看来是两方的意见“协调”不下来，尹教授一方最后不得不出此下策，试图动用舆论工具来压制对立一方的意见，显然这根本不是一个尊重科学，崇尚理性的“专家”应该采取的工作方式。

　　　　比较起来，是身在成都，已经从事了几十年山地研究的张教授更有发言权，还是从来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的尹教授更有发言权，这不是很清楚的吗？尹教授仅仅在现场工作了几个星期就能改变背景知识如此巨大的差异吗？

　　　　4．不能用文革中大批判的办法解决灾后重建规划这样的问题

　　　　我在“汶川：重建的选择”这个电视节目中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经常使用的手法。

　　　　例如：

　　　　在讨论问题中偷换概念，将汶川县城、县政府的异地重建换成整个汶川县的重建。

　　　　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不给对立面阐述观点的机会。将断章取义，歪曲的观点强加给对方，然后再用空洞的、冠冕堂皇的言论进行批判，达到丑化对方，欺骗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目的。

　　　　文革中被惯用的另一个手法是“大节斗倒，小节斗臭！”没有想到节目中也采用了这种手法。张教授是一个无权无势，只剩下一点话语权的学者，但在节目中被塑造成一个蛮不讲理、倚老卖老、不管群众死活，似乎一句话就能否定汶川搬迁计划的权势人物。为了丑化张教授，甚至使用了拍摄电视剧时的镜头调动手法。出现在镜头里的张教授永远是在阴影里，脸上永远是阴暗的，连说话的声音都经过了技术处理，以造成蛮不讲理、倚老卖老的效果。被问的问题都是挑衅性

　　的，这等于是挖好了坑让张教授跳，然后再进行批判。与之对比的尹教授和主持人则永远是坐在正面，脸上是光鲜的，说起话来娓娓而谈，好象是挺摆事实讲道理的。

　　　　问题在于选择什么事实，决定如何解释事实的权利，完全在主持人和尹教授一方。这样“事实”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节目产生的过程和背景，但是这个节目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利益集团收买电视媒体，煽动利用群众情绪，干扰国家正常科学决策过程。这一节目在作为中央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一台播出，为节目制造了代表中央态度的色彩，这是更难容忍的。中央电视台应当向张信忠教授道歉，应当采取措施消除这一节目播出的恶劣影响。